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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谈天说地】周志强:今天中国人为什么易怒?  

2013-07-03 07:11:17|  分类: 谈天说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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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上映的《致青春》一片中有这样一个值得反思的情节:女大学生朱小北去学校的超市购物,被污偷盗,撕扯中自己受伤,也打坏了超市的物品;学校管理人员采用了各打三百大板的方式:超市道歉,朱小北赔偿;感到倍受侮辱的朱小北一怒之下打碎了超市的玻璃……

  如果用一个清单来描述这一系列行为发生的流程,则为:

  这个表格显示了我们常见的一种功能主义的解读:朱小北的愤怒来自她寻求法理和人文的平等,而学校管理人员则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采取了传统社会中社群调整的方式,试图用“平衡”代替平等;于是,平等论者与平衡论者的决裂,导致了朱小北打碎超市玻璃的行为,并付出离校的代价。

  然而,这个流程中又有可能隐藏了另一个故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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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版本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法理型社会的合法性与礼俗性社会的合情性的矛盾,而是以利益的名义(超市被盗)欺压人的时候,资本机制的管理模式却把利益的受损与人的受损看作是一样重要的事情,并且采用一种有趣的调节模式:表面上的“平衡”,却变成了一方名义受损(超市)而一方利益受损(朱小北)的模式,或者反过来说,一方获得名义上的安抚(朱小北),一方则在实际利益上获利(超市)。

  这个小小的故事,由此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大型社会冲突和小型社会冲突的“寓言”:每个人所要求社会管理体制给予的东西,与这个体制所能给予的东西发生了巨大错位;而在“发展优先于一切社会问题”或者“用发展来掩盖社会问题”的前提下,政府管理部门与资本拥有者达成“利益共同体”的政治默契,从而给普通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中国式易怒之一:踢一只猫

  当名义上的弱势个体无法在利益上获得真正补偿(没有利益补偿,所谓道义补偿也就不是真的补偿)的时候,他/她就不知道该如何维护尊严;从而一种踢猫式的迁怒攻击行为,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是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天然正确的道路,从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把“利益受损”和“人的受损”等量齐观的时候,“踢猫效应”自然就会变成一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

  “发展推动着社会”,同时,“发展也压抑着个体”,这个吊诡的资本体制时代的逻辑就是:如果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高速路和景观化的都市,那么,另一部分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损害,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当这个“尊严受损害的一部分人”变得越来越多、利益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愤怒的中国和中国式的愤怒。

  对于朱小北来说,她经历了两次“愤怒”:一次是感到自己受到一个超市老板的侮辱的愤怒,一次是感觉到这种侮辱不可能合理解决的愤怒。相对而言,第一次“愤怒”属于可指导性愤怒,即认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问题,最终消失的愤怒;可怕的是第二次“愤怒”,属于不可指导性愤怒,即不认为可以在现有秩序和机制内解决问题的愤怒。其特点是,如果老板骂了我,我没有办法对抗老板,那就去踢路边的猫。

  不妨说,中国式愤怒的核心乃是一种“二次愤怒”,这种愤怒具有三个内容:以破坏性为核心的迁怒、反社会性的人格分裂,并最终导致就近攻击的破坏欲。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导致第二次愤怒,那么,这个社会的管理机制就出了大问题。而在中国,这个问题的典型特征是:一方面,总是通过各种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应法律法规的确立,承诺可以公平合理解决问题的方案;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普通公民却付不起这种渠道寻求合理性的诉讼成本、政治成本和生活成本。于是,“迁怒”就变成了中国式愤怒的典型症候。

  对于朱小北来说,破坏超市的爆发性,与内心深处的毁灭性欲望合二为一,这正是迁怒的典型特点:过度爆发;而在电影的结尾,朱小北放弃了“同学”这个群体,又隐含了迁怒的另一个特点:积累。

  说到底,与迁怒紧密相连的,乃是“愤怒的积累”:迁怒表示真正的愤怒并没有化解,而是不断积累,也不断演绎,最终泛滥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性愤怒,从而令愤怒总是不断地发生,而愤怒的原因,却越来越说不清楚。

  中国式易怒之二:合理性攻击

  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踢猫转移了愤怒,但同时也摧毁了对社会主导体制的信赖,并相应促成对身边可见的人或者事的攻击习性。

  没有其他行为比攻击身边可以攻击的人或者事物更能缓解日常生活中遭遇的积累性愤怒,而这种攻击的一个典型方式就是寻找可以进行合理攻击的突破口发泄愤怒。

  这是所谓“机场式愤怒”的心理根源。2011年美国《福布斯》报道了这样一场机场愤怒事件:

  在延误达3小时之际,机上旅客突然开始发狂。后排5名乘客站起来冲着空乘大喊,中部的7人也跟着大叫……一个人高喊:“知道飞机要延误,你们这帮人为什么还这么蠢,让我们登机?”另一个人说:“是呀。这简直疯了。你们总干这种事,从来没打算按时起飞。为什么不让我们待在候机厅?”随后,一个人开始尖叫:“你们撒谎,你们撒谎,你们撒谎!”这句话被他重复了10分钟。一名年轻旅客开始莫名其妙地用拳头击打舱壁,他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击打以示愤怒。一名老年旅客开始推搡一名空姐……

  喜欢训斥宾馆的服务员、机场的空姐和教训快递的小伙子为什么不专业,这成为这种机场式愤怒的表现形式:因为可以掌握了合理的借口,就开始大肆攻击;或者因为感受到自己可以有理由或者地位教训一些人,就开始大肆攻击。

  在飞机延误的抗议中,用手不断地敲打舱壁,推搡空姐,这些行为的发生还有一个有趣的前提:法不责众!

  几乎所有这种形式的愤怒,都是在一个合理化的前提下,以团结起来大闹的方式完成的。并且,在这种集体合理化攻击的方式中,公司、单位或者集团,往往成为众人发泄愤怒的对象。这正是迁怒机制的作用:如果长期以来总是受到各种无法说清的抽象压抑的困扰,这种集体性的合理化攻击行为,是具有强烈的狂欢效果和爆发性纾解功能的。

中国式易怒之三:权力博弈

  事实上,与上述迁怒机制和合理化攻击有明显差异的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暴躁性易怒行为。一次小小的汽车刮蹭可能会酿成大打出手的流血事件,旅游公司的时间延误可能导致毫无顾忌的辱骂。2012年7月8日凌晨5时30分左右,2194次列车(郑州—合肥)停滞在商丘市宁陵县境内,最终晚点8个小时。由于停电,车厢内像个“大蒸笼”,部分乘客不满,与列车工作人员发生摩擦,列车长头部被打流血,缝了3针……另外一则报道更值得关注:株洲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在晚上接乘客去偏僻处,办理出城登记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然而,的哥马师傅在17日晚上却碰到一件郁闷事,一名年轻男乘客不仅不准他办理出城登记,还把他的车砸坏……

  在这里,小型的暴力冲突乃是国家社会冲突的“微缩版本”或者“戏剧版本”:

  首先,几乎所有这种冲突背后,都隐含着对国家权力机制的警惕、不满和破坏欲,仿佛只要是规定、规则和行政手段,就必然隐含着对个人生活权利和主张的损害。与国家权力的博弈,缩小成了在具体而微的场景中,大声喊出自己的不信任,并用暴力形式发泄这种不信任激发的愤怒。

  其次,很多时候,这种权力的博弈来自对权利的诉求,却往往变成了暴涨的个人强权意识,即控制他人才是最舒服、最安全和最符合我的意图的事情。这是一种崭新的动力机制,可以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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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示的最为简明的解释为:如果你能感受到资本-国家的压抑性机制,但是,却不知道它藏身何处的时候,那么生活中的一切他人,都可以是它的代表;于是,只要能够控制他人,就能保障自己。

  私通机制下“宽容”的消失

  显然,宽容的消失、攻击性的增强,我们看到一个易怒的中国:辱骂、攻击与随手丢弃垃圾、吐痰……只要可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危机感,合理的形式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碎片化的愤怒自然就会成为人们的常见态度。

  在这里,“迁怒-攻击-权力”,构成了中国式易怒的内在逻辑图谱:如果我总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那么,我会不断地用迁怒的形式积累愤怒,并使之成为社会病;而一旦有合理的借口,我会大肆攻击,试图引起“关注”——这也许是对建立很好的解决问题机制的提醒,实在不行,也是一种报复;而只有让我保持不随便被损害的状况,我才可能在这种社会中活得更好——为此我积极努力拼搏,试图不再被人欺负,所以,现在谁敢欺负我,我就教训谁!

  不妨说,中国式易怒是一种日渐普及开来的、对当下社会存在某种失望的非理性化行为的集合。

  为什么中国人这样易怒?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传统宽容和礼仪文化的消失那么简单;对社会管理体制的某些失望,也造就了中国式易怒这一特殊方式。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尖锐矛盾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依旧需要较高速度增长的资本经济,另一方面,又必须抑制资本经济疯狂霸占资源和无序掠夺利润的境况,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在这里,对于资本体制的抑制,已经成为资本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也就是说,不逐步解决社会财富的公共分配问题,就会让中国社会深深陷入寡头经济的泥淖,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发展活力的丧失,人们生活信心的渐行崩溃。

  所以,如何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既遏制资本经济的罪恶,又维持资本经济的活力,同时恢复社会主义追求公平合理的体制,成为今后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必然面对的问题。也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彻底消除中国式易怒。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中国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利益性权力”的广泛存在。这种权力形式指的是某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为第一考量的指标,把经济的快速发展看作是政权合理性与合法化的基础。

  在这样的总体性背景下,中国式易怒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之常见现象。

  有趣的是,这种利益性权力并非中国独有,却为何可以在中国激活易怒的行为呢?我曾经在一篇讨论奢侈品的文章中将中国的利益性权力结构看作是“通奸模式”,即“性作为奢侈品的象征,它隐喻这样一种生存伦理:性不能通过奋斗获得;奢侈品及其所代表的生活也不是一种个人奋斗的召唤结构。性的快感根源乃是社会禁忌被打破的通奸行为,中国奢侈品的特色意义也相应演变为可以在种种体制与法制禁忌背后迅速攫取利益的能力的毕业证书”(《奢侈品?性?自由》)。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资本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媾和,采取了一种隐匿性的“私通机制”,人们掌握奢侈品的快感,说白了就是一种自己有能力私通权力的快感;而对于不能掌握这种私通机制的人来说,权力的损害就总是在想象中反复发生,无处不在,也就自然让人容易愤怒。

  所以,中国式易怒的社会心理根源,归根到底,来自于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私通行为无可奈何,又处处感受到这种行为带来的后果。“迁怒-攻击-权力”,不正是一个看似怒气冲冲实则无能的丈夫的行为吗?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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